筑匠大家|胡越: 做感动自己的建筑

  • 时间:2019-08-29 14: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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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他从小受同学、父亲影响喜欢上设计,自己喜欢画画,也喜欢看建筑师画画,所以从初中开始就在心中埋下的做建筑师的种子。1990年他在参与马国馨院士带队的亚运会项目设计过程中感受到BIAD老一代的建设者和设计者们对国家、建筑事业的热爱以及创新的热情。北京国际金融大厦何如玉总建筑师给了他很大的鼓励,项目建成后他的职业生涯有一个巨大的转变。他说:“做一个好的建筑是我一直追求的目标”。

本期参访嘉宾 胡越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学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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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越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建筑师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记 者:北京院的历史画卷非常辉煌,令人惊叹,从建国初期的人民大会堂到现在的国家速滑馆等国家标志性建筑几乎都是北京院做的,北京院在建筑创作方面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有哪些优良的传统?成长在北京院您有哪些体会?

胡 越:“建筑服务社会”是BIAD的核心理念,也是BIAD这些年全体员工都在践行的理念。因为建筑设计是一个专业技术服务行业,是为国家、业主提供一个专业技术服务,BIAD“建筑服务社会”的理念也契合了建筑设计专业分工的特点。BIAD是国家唯一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大型国有独资建筑设计公司,在中国民用建筑设计领域中,从业绩上看是数一数二的。改革开放以前BIAD主要是为中央、北京的人民服务;不同于以往,BIAD现在是全国化发展,并创造出了辉煌的成绩。我时常也跟业主说:“我们的业绩是空前的,不敢说绝后”。比如天安门广场在共和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周围除了古建筑之外几乎都是BIAD做的建筑。我是1986年大学毕业到现在一直在BIAD工作,BIAD有很多优良传统,包括前辈建筑师、建筑设计工作者的优良品德也传承到我们身上。我刚到BIAD就参与了马国馨院士带队的1990年亚运会建设项目,1990年亚运会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次举办大型的国际赛事,在中国体育竞赛史上,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工作。当时跟着马院士在参与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也让我感受到了BIAD老一代的建设者和设计者们对国家、建筑事业的热爱以及创新的热情。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其实是懵懂的,虽然大学里学习了建筑专业知识,但觉得就学了一些皮毛、一些基本的知识;到BIAD工作以后,就相当于回炉重新去打造、锻炼,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年轻人,到一个能够主持大工程的设计师,这条路都是在BIAD铺就打造成的。我也很幸运的刚进入BIAD就参与到国家级重大工程项目设计当中,但最重要的是学习到BIAD工作者对工作坚持和认真的优良传统。在学习的过程也很不容易,因为建筑设计是一个复杂的专业,一个建筑从一张白纸到建设成,过程很艰辛复杂。建筑学不像一些尖端的科学技术,外行人不懂,但是关于建设、建筑设计的一些美观、使用上的东西,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你的设计要获得社会、领导、群众的认可后才能建起来、才能实现。所以对我们的工作也是极大的考验,如果没有坚定的“建筑服务社会”的理念去支撑,很难做到最后。整个参与过程对我影响很大,同时也使我从中受益。我在BIAD工作这么多年,不知不觉身上也有了老建院的传统,而且一直在延续。

记 者:好多建筑师当初选择建筑设计是因为喜欢画画,您选择建筑专业的初衷是什么呢?

胡 越:我选择建筑设计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原来的工作单位是一个工业设计院,但也有建筑专业。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亲就是建筑师,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建筑师画的画,特别吸引我。在我读到初三的时候,就非常喜欢建筑,而且让我父母给我订阅建筑专业类杂志,从高中开始,我是一个建筑设计的发烧友。到了大学很多同学分不清建筑专业和工民建有什么区别,但是我是很清楚的,目标也特别明确,我对于这个行业的分工、建筑历史上有什么著名人物都非常清楚,所以我很早就立下要做建筑师的志向。

记 者:例举您早年的获得重大成功和影响力的两个项目,其中有哪些挑战?对个人成长起到什么作用?又有哪些经验?

胡 越:一、北京国际金融大厦,项目在长安街边上,1995年建设,1998年竣工,是我从方案到施工图到工地服务跟的比较全的一个项目,也是我接的第一个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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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院里有一个竞赛,几个年轻人分别独立做方案,由甲方来挑。国际金融大厦方案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甲方一眼就看中了我做的方案。当时院里主管设计的总建筑师何总(何如玉)说年轻建筑师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句话对我的激励很大。在国际金融大厦之前,我没有独自做过这么大、这么复杂的项目,而且在甲方要求比较急的情况下,但最后还是坚持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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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所有重要的项目都要做复古的形式:大屋顶、琉璃瓦等。而国际金融大厦赶上一个好的契机,政策和人事都发生变化了,所以北京国际金融大厦没有用穿靴戴帽的传统方式做,是用一个比较现代又有点传统符号的手法来做。项目建成后我获得的很多荣誉都跟这个项目有关系,这对我的职业生涯有一个巨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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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金融大厦整个项目审批的过程都非常顺利,主要的艰辛是在后面项目推进的过程当中,因为当时人员有限、业主要求急,当时调整方案主要是我一个人。我记得有一年春节过了大年初一就来设计院加班,当时的办公条件也没有现在好,我自己一个人改方案觉得特别辛苦,但是就真的顶过来了,而且大部分的设想也都实现了。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国际金融大厦是一个挺有影响力的项目,所以这个项目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二、五棵松体育馆。从专业影响来说这个项目有很多波折。刚开始是跟一个外国公司合作设计,后来因为奥运瘦身,这个外国公司就退出了,就改成由中国建筑师重新做的一个方案。再后来换了一个私人业主,跟国有的很多业主想法不一样,所以这个项目的重点除了满足奥运的需要,还要考虑会后怎么运营。当时业主接手的时间也非常急,我们的工作的压力也非常大,最终顺利完成了设计任务。现在五棵松体育馆应该是国内大型体育场馆当中运营最好的一个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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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们开始接触五棵松体育馆,一直到2008年项目完工,五年的过程当中项目起起伏伏,对我的专业触动特别大。场馆不只是考虑赛后利用,还包括建筑师如何在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如何满足个人专业的诉求以及项目与场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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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五棵松体育馆是奥运项目,所以整个项目规模比较大,后来运营得也非常好,为我也获得了一些专业上、事业上的声誉,更多的体会是我内心对建筑师在社会上的定位,建筑师作为一个服务行业如何为社会服务。

记 者:您主持的2019年世园会国际馆,各方面评价都非常高,94把花伞,不仅美观而且还有节能作用,您的设计灵感来源哪里?项目有哪些特点?

胡 越:花伞并不是刚开始从一个纯形式的角度上去考虑的问题,是基于我们对国际馆和周边环境的缜密思考。项目也是通过竞赛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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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鸟瞰图 ©BI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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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东侧夜景 ©陈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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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展厅伞下人视图 ©陈溯

国际馆是一个大型的建筑。当时也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参展单位、展陈等都没有确定,刚开始就相当于做一个会展中心,类似汽车展,而汽车展的展览馆和展览绘画的艺术展览馆是不一样的,展览馆需要的空间比较大,大跨度的,体量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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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展厅二层室内 ©陈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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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层连桥室内 ©陈溯

由于项目的不确定性,因此要克服很多困难。第一、和谐性。延庆自然环境非常好,有山、水、田。这个建筑我看得比较重的是:建筑体量和环境之间如何取得一个和谐的关系。第二、灵活性。灵活就意味着他的空间要大、要整齐,这样将来才好变。如果都设计成一个个小房子,做的千奇百怪,可能现在对展览很适应,将来就很难转身、很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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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东南侧近景 ©陈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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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南北展厅间连桥夜景 ©陈溯

这两个条件是矛盾的,环境友善可能空间就需要小一点,灵活性的空间就需要大一点。我们把大体量的房子用一种像素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一个大的东西由很多小的东西集成在一块,那么就比一个特别大的、完整的一个大的东西跟环境之间要友善的多,这也是我们从专业技巧上的一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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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南侧远景 ©陈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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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南展厅室内 ©陈溯
因为是大跨度,我们就想到这个房子最好结构是一个单元组合式的,这样就容易让大体量消弥在自然环境当中。在这种想法基础上,单元组合就想到要契合世园会的主题,做一个花伞状的结构单元,解决环境问题和灵活性的问题,同时又能跟世园会的主题契合在一起,这就是花伞的主要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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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室外广场南侧近景 ©陈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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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室外广场 ©陈溯
第三、人性化。我比较关注园博会、博览会类的建筑,上海世博会我就参与了,还去仔细的考察过意大利米兰的世博会。博览会都有个共同的问题,比如参观一些展馆,外面排队的人很多。有些展馆就考虑到了游客的等候问题,会有些遮阳的设施。所以我们当时考虑国际馆外围有大量游客等候的可能性,而且外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广场,我们为了人性化,把单元延伸到外面的广场上,希望在花伞底下给游客营造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和环境,所以人性化也是这个方案的重要的考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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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西侧下沉广场 ©陈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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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主入口下沉广场 ©陈溯
世园会今年开幕以后,我去过几次,觉得我们的诉求也很好的体现到了,炎热的天气游客都在花伞下遮阳,我们一个主要想法实现了。把建筑为社会、为人服务的理念跟环境友善地结合一起,通过简单的手法去实现这些理念,花伞最后也就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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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馆西侧外景 ©陈溯

记 者:因为之前也看过您的一篇文章,您在文章说做中国最好的建筑,您认为什么样的建筑才是中国的好建筑?也请您谈一下您的创作理念?

胡 越:我从业三十多年,我一直在探索和变化当中,每一个时段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这也是推动我在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下一直坚持做建筑设计的主要动力。做一个“好的”建筑,但这个“好的”好像永远是一个追求的目标。每当有人问我:“哪个项目是你最满意的”?我好像找不出特别满意的,总觉得有好多遗憾,希望在下一个项目当中去实现、弥补这个遗憾,这也是我一直前进的动力,所以一直在路上。我希望我的建筑能够打动所有的人。因为有时候看到别人做得非常好的建筑,我就能够被打动,我希望我的建筑能够打动在这里参观和使用的人,这也是我一个模糊粗浅的想法。我一直觉得打动别人,先得打动我自己,但我没被自己的项目打动,虽然我付出了很多艰辛劳动。有的时候到现场觉得也挺欣慰的,这么多年这么多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建好了,但是每次都没觉得特别打动自己,所以我觉得一直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一直想实现这个目标。我最近比较关注建筑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建筑有它的功能、形式、材料、技术,这些都有很强的时间烙印。比如建造一个展览馆,但是50年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功能可能就变了,而永恒不变的是物理实体。比如花伞可能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还是一个花伞,我觉得它长久的建筑使命和生命所在是它跟环境之间的关系。只要把建筑和环境的关系处理好,建筑在全景生命周期当中总是一个恰当的存在;但如果没有处理好,不管建筑内部的功能做得多好、多么实用,它跟环境之间是不友善的、突兀的,甚至很糟糕的破坏环境,我觉得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当中,一直处于一个不完美、不完善的状态,作为一个建筑师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我把建筑和环境的关系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考量。

记 者:建筑师如何在建筑的社会需求和建筑师建筑创作诉求之间平衡?

胡 越:我认识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过程。我原来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矛盾的,为了满足“建筑服务社会”,要反映社会的需求、不同人的需求,这些跟建筑师自己创作的诉求、专业的诉求往往是矛盾的。随着时间推移,我认为现在这两个问题就是一个问题。像世园会国际馆,我觉得建筑师的诉求应该是:从满足社会需求的基础上升华出创意才有意义,否则为了满足自己的想法去违背这个建筑而凭空造了一个空中楼阁,是跟建筑师的职业相悖的。所以我现在把这两者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不同的方面。满足社会的需求和建筑师的诉求,我认为是一件事情的两个不同方面,把这件事情处理好,这个建筑才是有价值的。

记 者:有些建筑通过过分突兀、奇奇怪怪的形式来表达,对此您怎么看?

胡 越:我们不能简单的去推断这个建筑是不是奇怪,从两个方面说:1、如把一个建筑模仿成一个很具象的,一个水果或是一个筐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这样可以理解为奇奇怪怪。2、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建筑。人们没有见过,但并不代表这个建筑不好,或许他就代表未来,是未来的某一种方向,因为未来我们谁也没有看见过,所以不能简单的判断奇怪就是不好或者是好。建筑有他自己的发展规律,读一读建筑史就能看出来建筑是有内在发展逻辑的,如果这个项目做出来是违背建筑本身逻辑,那他可能就是比较低俗的,模仿一些非建筑的东西可以说是审美趣味低下,这种建筑我觉得应该是要排斥的。从一个职业建筑师的角度上讲求新是一种社会需求。但建筑师受过多年的教育、有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应该起到一个引领作用,带领社会的人向一个正向的、略高于普通大众的审美,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方向去努力地引导大家,建筑师是有这个责任的。我的想法就是:不要简单论述奇奇怪怪,要看它是不是符合这个行业的客观发展规律。

记 者:您认为应该如何把建筑的文化、建筑的气质表达出来?

胡 越:主要靠建筑师个人的修养,当然一个建筑是否成功是受许多因素影响的,比如整个建造过程是不是合理等,都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但这些因素往往并不受建筑师控制。建筑师唯一要做好的就是:提高自身水平、专业修养、文化修养,才能做出一个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作品。

记 者:建筑师做到一定程度可能会有需要突破的藩篱,这时建筑师可能会需要一些自我突破,您本人有这样的体会吗?从业三十多年您个人觉得在创作思想和认识上有没有分阶段的转变?这些转变反映到作品上有体现吗?

胡 越:北京国际金融大厦、五棵松体育馆、世园会国际馆这三个项目,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是里程碑式的项目,在做完这些项目之后,我个人的感觉我的思想都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用西方的主体意识赶超西方。在做国际金融大厦之前我没什么想法,就是一个年轻的学徒,想用自己的知识好好干、努力的干。做完国际金融大厦之后,有个机会去美国转了一圈,看了好多当时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一些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然后沉下心来好好的学习、思考。从美国回来之后,我的个人的价值取向和风格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1997-1998年之前是一个阶段,在那之后我的个人的爱好、对建筑的看法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开始有主体意识,从中国在建筑行业整体上来说,跟世界的发达国家比是相对落后的。现在我们融入到世界和全球化当中去,首先在全球化这个框架下做,应该先走到这个框架比较靠前的位置,才有资格去发展我们自己的东西,否则在大潮的裹挟下,很难自己做到自己。所以当时我主要的想法和诉求都是基于这个大想法,要赶上甚至超过西方人,但是用他们的语言在做。第二个阶段:2008年奥运会五棵松体育馆,从这个项目之后,我的创作思想从主体意识转到设计方法论的层面上。当时建筑师主要从建筑是满足社会功能的需求、在形式上的翻新等这些角度上进行考虑,而且我在做五棵松体育馆项目之前也是这么想的,特别想跟别人做的不一样、有特点、有个性。后来发现简单的做形式的翻新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需要转换看待问题的方法,在同样的环境下,要能够发现这个建筑设计独特的问题,然后用一个独特的方法去解,形式自然就来了。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更多的关注社会的需求、建筑具体面临的问题、甲方的诉求,去发现有意思、有趣味的建筑设计面临的问题,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决方案把它解出来,它的独特性自然就存在了。第三个阶段:从方法论转到:关注建筑和城市的关系、建筑和环境的关系。如昌平未来科技城的一个小的访客中心、世园会国际馆都是我关注、思考环境和建筑关系的主要成果。

记 者:建筑师的责任感是您经常提到的,您觉得怎样才是有责任感的建筑师?您觉得当下中国建筑师在责任感方面存在问题吗?中国建筑师需要哪些思维转变?

胡 越:建筑创作和纯粹的艺术创作是有区别的,因为建筑要满足人实用的需求,不是纯粹形式上的一种悬思、一种艺术创作。对于一个艺术品,有它自己的属性,但是建筑有独特的社会属性:一旦落成,周围生活的人不管喜不喜欢都被强迫的每天去看它。这才是他社会属性的最主要问题,所以这个社会性还需要建筑师去尊重的。中国建筑师的在现代建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被忽略的,中国建筑千城一面,而且经常跟外国的建筑撞车,没有什么中国特色,好像一体现中国特色只能往回看。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着很多非常独特的问题是世界上没有的,我一直觉得中国建筑师应该特别关注中国当代现实条件中的一些独特问题,用一个独特的解来解答,那他必然是中国性、中国特色的、必然也满足了中国的需求。中国建筑师要潜下心去发现中国当代面临的特殊的问题,然后去解决它,我觉得这也是社会性最有价值的一个突破点。建筑师需要转变态度、转变工作方法。每个建筑师都有不同的方法,但实际上大家又都在一个套路里,建筑师的创作往往就一个套路,一般的情况下,接到任务书回来就去翻资料。比如改造一个厂房,脑袋里已经浮现出过去看的外国的好些实例,因为外国做这种东西很多,就照着外国那个套路做了好多很漂亮、很炫的方案,但他可能跟中国实际情况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实际上建筑师没有仔细的看一看这些方案到底有没有问题,中国的社会需求、包括那些建筑本身功能都不一样,把这种心态和观念转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找出项目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自然就能够把社会性、中国的独特性很好地体现出来。但中国大部分建筑师其实都是这样类似套用国外方案的设计方式,最后导致这个建筑没有个性、没有特点,也没有解决问题。我觉得只要改变态度,就能很容易地做好。

记 者:您认为什么样的建筑是能经得起检验的?

胡 越:物理实体跟环境之间、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处理的非常恰当,这个建筑可能就能留存。经典的现代主义建筑学里有一句话:形式追随功能。中国新的建筑八字方针“经济、适用、绿色、美观”也是类似意思。满足建筑功能、满足现代人的使用要求才是一个好建筑,但是我觉得这不是衡量好建筑最重要的标准。适用是必须的,我认为建筑方针是一个好建筑的基础,但并不是建筑好坏的最高标准。现在的住宅也许30年以后功能会发生变化,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个房子的物理实体跟人的关系、人的尺度关系、环境的关系,如果几百年以后他还在大树丛中显得那么和谐,那就是最大的价值;如果看着就很突兀、很怪,这建筑就很失败。

记 者:目前国外建筑师占领中国高端市场的情况是否有好转?您认为中国建筑师和国外知名建筑师之间还有差距吗?国内外建筑师各自的优势是哪些?

胡 越:我认为这个问题现在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根据我的职业经验,目前在各个城市的重大项目还是偏重于让外国建筑师做,没有从公平的角度让中国建筑师参与其中。我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原来外国人来中国是超国民待遇。现在好多外国的人诟病中国现在改革开放对外不友善,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现象,大家都公平竞争。但建筑设计行业还是以前的路子,我对这个是非常有意见的。我认为从总体上来说,就当下中国的优秀的建筑师和外国优秀建筑师之间在建筑设计的水平上没有差别,甚至比他们还强。中国建筑师和外国建筑师差在中国建筑设计的整体制度落后上,但目前国家也正在改,比如建筑师负责制、城市设计等。因为中国的这些制度的落后,导致建筑师有本事使不出来、整体的水平差了,有能力的建筑师在这种状态下负不起责任、没有决定权、话语权,所以基本上做不好。在体制之内不能违章,所以往往体制之内就会很吃亏,因为没有办法去突破,做一个好设计,而现在所有的条条框框的约束,使建筑师在整个传统的价值链当中话语权的缺失、地位的低下,导致没办法把建筑做好。而且整个社会的氛围也是有问题的,之前我总给人举这个例子:中国建筑师配合外国的设计师在中国做法国人的小学,项目和甲方全是外国人,甲方关注两个问题:1、功能。功能抠得非常细。2、钱。不管钱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都要负责任。剩下的他们不管,他们认为形式是建筑师要关注的。中国恰恰相反,特别是一些大型公共建筑,领导就专门关注形式,剩下都不管。定方案时候绝不管功能和钱,把个人的爱好强加到建筑设计中去;这种方式如果不转变,即使中国建筑师的水平再高,也实现不了建筑品质的提升,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现在在制度设计上国家做了很多努力,而且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我觉得这些远远的不够。因为我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有好的制度、好的法律,但实现不了、执行不了,完全是空的摆在那,需要人的观念转变,这需要非常长久的、启蒙的过程,而不是简简单单制定法律、制定制度就能够搞清楚。比如建筑师负责制,如果还是这种状态、这种决策的机制,建筑师没有任何的权利,只有责任,建筑师负责制就实现不了。

记 者:您希望未来中国建筑师在国际上拥有怎样的形象和地位?

胡 越:建筑师只能努力做到更好,至于别人怎么接受,是另外一回事。中国建筑师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水平上,不比外国人差。但整个制度设计和中国传统对待建筑设计的观念上不改变的话,中国建筑师在重大项目实践机会非常少,出头的机会也非常少。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歧视是一贯的,要改变这个现状可能要假以时日,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够转变。中国建筑师真正要在世界上做好要实现两个改变:1、要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2、外国人得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真实的、平等的看待中国建筑师。中国好多优秀建筑师一点不比他们差,而且拿出系列作品都比他们强,但是在国外,真正有价值的一些奖项没有中国建筑师的作品,我觉得有很大的歧视成分在里头。

记 者:您对中国建筑师的未来发展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胡 越:中国建筑师还需要成长,练内功。分为外部因素和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因为我现在在好多大学里也教书,觉得现在年轻人在大学就体现出极高的水平,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学、中学可能就经常出国,很国际化,眼界很开放,而且能力也很强。但是首先建筑设计是一个全行业问题,行业进步了你才进步,个人水平再高也只能跟着行业走,平台是非常重要的。内部因素:平台不健全。整个建筑行业的制度建设、专业之间的配合,以及与专业之间的内部架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因素。当下有三股势力影响了中国建筑设计发展:第一、传统文化,建筑设计过去是匠人,传统上建筑师地位低下。第二、西方文化,西方文化这套东西传过来的不彻底。西方建筑文化是民国时期传过来的,而民国时期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在民国时代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是激烈对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侵略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第三、苏联的建筑文化。所以到现在为止,中国建筑设计本身内部整个架构是在这三种激流当中汇合,怪象丛生,好多制度不适合这个行业的发展,除了中国建筑设计本身内部的架构,比如建筑师的责任那是社会的问题,专业本身也有好多不合理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够让整个平台的水平向上升、才能提高中国建筑设计师整体在国际上的地位,才能够有机会做出更好的建筑来。我们这些年的建设量可能抵上欧洲西方所有国家加起来几百年的建设量,但是我们像样的作品跟总建设量比是凤毛麟角,这不只是建筑师的水平问题,包括内部机制的问题、外部的环境问题都不成熟,所以中国建筑行业、建筑设计水平要得到提高,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改进。好多业主诟病中国建筑师,很多大的项目也都找外国人做,除了文化自信之外,确实人家产品比我们好。但其中业主有很大的问题:比如中国建筑师设计费低、任务时间紧、对建筑师不尊重;但对外国建筑师是另外一种态度,落差太大。没有外部环境的改善,中国建筑设计行业整体要提升水平、走向现代化,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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